劳模是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中涌现出来的先进模范人物。他们既是普通劳动者，又是开风气之先、引时代潮流的社会精英。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他的劳模情结还得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苏维埃时期说起。
亲手给劳模发奖状和奖品
1933年5月中旬，在已经进入多雨季节的江西瑞金，一场一点四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春耕生产运动赠旗大会”正在武阳区武阳村紧锣密鼓地举行，这是我党领导召开的第一次关于农业工作的大会。而在江西南昌，蒋介石正在刚刚成立的南昌行营里，组织和指挥对各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蒋介石调集了一百万大军，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就达五十万人。
相对于中央苏区危机四伏的外部环境和局势，更糟糕的是指挥红军取得三次反“围剿”胜利的毛泽东已被排斥于党和红军的军事领导核心之外。但此时，毛泽东更关心的是苏区的农业生产问题。因为随着国民党军的包围和封锁，苏区十一万红军的给养和工农群众的基本生活只能依靠自己。
1933年春，苏维埃政府为推进苏区农业生产、保障革命战争胜利，决定在苏区开展春耕生产竞赛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武阳区克服各种困难、一马当先，取得了突出的业绩，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据瑞金当年参加表彰大会的部分老同志回忆，由于武阳区在备耕中取得了很好的经验，苏维埃政府为了总结和推广经验，决定在武阳区召开春耕生产运动代表大会，表彰先进模范单位，通过树立典型来推动夏耕运动。
毛泽东主持了这次大会，会议总共开了五天。会上，毛泽东向大会作了夏耕生产的动员报告，并将由毛泽东结合武阳区生产经验起草的《春耕生产运动大纲》发给了到会代表，供代表们讨论。会议还专门安排了一天的群众大会，号召到会人员学习武阳区的好经验。在会上，毛泽东代表苏维埃政府将写有“春耕模范”的奖旗赠给了武阳区和石水乡群众。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大张旗鼓地表彰劳动先进。
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对劳模工作又作了专门的论述。他说，提高劳动热忱，发展生产竞赛，奖励生产战线上的成绩卓著者，是提高生产的重要方法。
此后，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持续，战争消耗逐渐加大，苏区的青壮年男子、成分好的几乎都去当了红军，后方的生产任务就落在了妇女肩上。为了表彰和推动妇女参加生产劳动，苏维埃政府于1934年春在瑞金叶坪召开了苏区妇女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多地妇女代表参加，部分代表中的犁、耙田能手还到瑞金武阳区进行了现场劳动示范表演。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参加了现场会。老一辈革命家、曾任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部长的李坚真在回忆录中，详细记叙了毛泽东重视劳动竞赛、关心劳模的感人细节：毛主席那天穿了一身便衣，脖子上搭了一条毛巾，裤腿卷得高高的，站在田埂上。他要看看妇女学犁田、耙田到底行不行。当他看到那些妇女犁、耙田能手扶着犁，把在水田里操作得很好，学习犁田的妇女劲头也很高。他高兴极了，对大家说：“封建社会有种迷信说法，说妇女犁田会遭雷公打，现在时代不同了，男女平等，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你们女同志今天不是也做到了吗？”毛主席讲完话，又亲手给学犁田、耙田的妇女劳模发了奖状和奖品。奖品是一条围裙和一顶竹笠，围裙上绣了“学犁耙能手”的字样，竹笠上印有“劳动模范妇女”几个大字。
从1933年9月至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经历了一年多的苦战。由于王明、李德等人“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中央苏区在大部分丧失的情况下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没有毛泽东领导的后方军民全力以赴的生产支援，苏区红军压根就无法支撑一年之久。更关键的是，由于毛泽东的积极倡导，评选、表彰劳模和先进作为我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一种工作方法被很好地传承下来。从中央苏区时期起，劳模情结伴随了毛泽东的一生。
特等劳动英雄的画像摆在主席台上
“七七事变”后，时局并没有给刚到陕北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人太多喘息休整的时间，而国共两党的政见分歧也注定了双方的合作只能停留在表层。这一点，对蒋介石来说，联合抗日是迫不得已；而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认识更加清醒：抗日和生存，只能靠自己。
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开展表彰劳动英雄运动，以调动群众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劳动热情。1938年1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举办了延安工人制造品竞赛展览会，展览会的宗旨是“通过这一竞赛运动，在国防生产战线上，将有千万个劳动英雄产生出来”。为了办好展览会，毛泽东带头捐款捐物赞助。展览会结束后，组委会给获奖单位和个人发了奖，毛泽东在奖状上题词“国防经济建设的先锋”。边区的劳模运动由此开始。
1939年，党中央及边区仍然承受着经济上的巨大困难，毛泽东为此发出了大生产的号召。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机关、部队、学校人员生产运动奖励条例》等，规定对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个人和单位给予奖励。
在大生产运动中学习劳动英雄，毛泽东始终是积极的倡导者和宣传者。他不仅多次接见劳模，为他们题词，还参加劳模表彰大会，发表讲话，号召向劳模看齐。在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西北局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论述了学习劳模的重要意义。
在1943年的陕甘宁边区，劳模们“受到空前未有的尊重”。1943年11月26日，边区政府在延安同时举行了第三届生产展览会和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十几位特等劳动英雄的画像摆在了主席台上。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总结交流了生产经验，给劳模发了优厚的奖金，表扬和奖励了一百八十五名劳动英雄，其中二十五人获特等奖励，每人奖金三万元（边币） ，并颁发分别有毛泽东、朱德、高岗、贺龙、林伯渠、李鼎铭等亲笔题字的奖状。大会还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宣言》。
几天后，党中央把全体劳模请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毛泽东、朱德等一起接见并宴请了劳模们，毛泽东专门作了《组织起来》的讲话。
列宁说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事实上，延安时期轰轰烈烈的劳模表彰运动确实起到了巨大的社会动员和激励作用，也帮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渡过了难关。以1943年为例，根据西北局书记高岗的总结，该年“增加了十六万石细粮，生产了一百万斤棉花，六十万驮盐”“去年一周只吃一次肉变成今年一周能吃七次肉。大家也都穿上了新棉衣”。高岗说，“这是什么人搞的？就是这些劳动英雄们手里拿着锄头、斧头、鞭子、剪刀创造出来的。离开了他们，便没有丰衣足食；离开了他们，就不能生活”，甚至“没有社会”“没有国家”。
定义劳模“有三种长处”
延安时期，毛泽东丰富和提升了劳模的内涵和意义。他之所以重视劳模表彰，是因为劳模身上不仅具有生产技能和革命干劲，而且具有忠诚于党、热爱政府的道德情操。在危机四伏、困难重重的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倡导的“劳动光荣”，是党争取群众、取得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
各种物质奖励还有毛泽东的接见、各种政治活动的参与，让劳动英雄乃至大多数劳动者第一次有了“劳动光荣”的意识，这一思想转变对劳动者个人而言是一种巨大的激励。新劳动观带来的不只是各阶层民众对革命的认同，更在根本上实现了对人思想的提升、精神的提振，使民众认识到由劳动人民创造一个新社会是可能的。
毛泽东还把劳模当作信息员和宣传员，这为他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奠定了扎实的群众基础。1943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上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毛泽东把劳模看成是群众中的“诸葛亮”，对他们极其信赖和尊重，虚心向他们请教。延安时期，有一次关东分区的农民代表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同他们进行了深切的谈话。后来，毛泽东回想起这件事，还意味深长地说：“我跟他们学习了很多东西，长进了许多知识，知道了我们的各项政策在农村里究竟实行得好不好。我跟他们学习，我是小学生。”为了了解农民开荒、粮食收成和耕作技术等情况，毛泽东给延安劳模郝光华写信，把他请到杨家岭的家中，仔细询问，晚饭后送他走了一程又一程。在与劳模十几次、几十次的交谈中，毛泽东了解生产、询问民情、解决困难、调整政策，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5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劳模下了定义。他说：“你们有三种长处，起了三个作用。第一个，带头作用。第二个，骨干作用。你们的大多数现在还不是干部，但是你们已经是群众中的骨干，群众中的核心，有了你们，工作就好推动了。到了将来，你们可能成为干部。第三个，桥梁作用。你们是上面的领导人员和下面的广大群众之间的桥梁，群众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上来，上面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下去。”这是毛泽东对于劳模作用的总结，此后直至新中国建设时期他的这种认识都没有改变。
另外，毛泽东认为，通过劳模表彰可以防止党脱离群众，防止官僚主义滋生蔓延。他赞扬劳模表彰是一个可以帮助干部联系群众、推进工作的好的工作方法，真正做到了群众化、具体化，“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是群众中的模范，开这样的大会，就使首长、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同群众联系起来了”。
正是基于这些认识和对待劳模的情义，毛泽东在延安结交了很多劳模朋友。
杨步浩是延安时期的劳动英雄。1945年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群英会”，杨步浩被评为“甲等农业劳动模范”。杨步浩过四十岁生日时，毛泽东、朱德特意派代表前往祝贺。新中国成立后，杨步浩三次进京，两次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1961年困难时期，毛泽东还托人给杨步浩捎去几斤白糖、两瓶酒和两块布料。这一年的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切接见了这位老英雄。之后，又把他请到中南海家里，设家宴款待，同他长时间交谈，了解延安的变化，感谢延安人民的问候。
与劳模频繁互动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的艰巨任务，具有凝聚人心、调动人民群众劳动热情和生产积极性的劳模表彰活动愈发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各领域、各行业不断地开展不同层次的劳模评选，活动形式和内容更加丰富多样，其感召力和影响力也更加强烈。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1950年9月25日至10月2日，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对劳模给予了明确定位：“你们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这种定位给劳模和以劳模为榜样的人们以极大的鼓舞与鞭策，是造就那个时代劳模辈出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次大会共有四百六十四人荣获了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其中很多人在根据地、解放区就已经是成绩卓著、声名远播的先进典型。会议期间，代表们受到极高的礼遇。他们参加了国庆大典观礼；出席了毛泽东主席及其他机关主办的招待宴会、座谈会，并与毛主席合影留念；参观了工厂、农场，游览了故宫、颐和园等。大会明确规定，劳模表彰作为一种固定制度要长期坚持下去。
1956年4月30日至5月10日，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再度在北京召开。马永顺、王全禄、王崇伦、张秉贵、赵梦桃、时传祥、王进喜等劳动英雄，以及华罗庚、钱学森等教授、科学家受到表彰。此时，劳模工作的中心环节就是总结与传播先进经验和技术，把他们创造的先进工作法、先进工具、先进技术以及先进经验迅速传播给全体劳动者。
据上海退休工人回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上海女劳模到处作报告、教技术。女劳模到哪儿都是先作思想政治教育的报告，教育大家要勤俭节约、学习技术、为国家作贡献之类的；然后才是教技术，先教几个比较聪明的骨干，骨干再慢慢教大家。”那时，一些先进生产者的模范事迹和革命精神曾经做到了家喻户晓和妇孺皆知，使整整一代人受到教育和鼓舞。劳模们对先进经验和技术的普及和推广，有力地推动了“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
在毛泽东那里，劳模总是受到礼遇。在国庆大典的庄严时刻，他邀请劳模一同登上天安门观礼台；他多次宴请劳模，把他们奉为座上宾。据公开资料，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的劳模，如“毛主席的好工人”尉凤英、全国著名先进班组——马恒昌小组和职工民主管理的创始人马恒昌、安徽籍农村杰出妇女代表龙冬花、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申纪兰等人都曾十三次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1966年国庆节前，毛泽东特意把掏粪工人时传祥接进中南海小住，国庆节当天时传祥作为贵宾被请上了天安门。全国植棉能手史来贺九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他曾与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钱学森并列，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誉为“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而这也让钱学森认为是人生中最激动的三个时刻之一。八十岁的钱学森读完《史来贺评传》，动情地说：“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并且与劳动人民中的优秀分子连在一起了，我能跟他们并列，心情怎不激动？”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七十一岁生日。出乎人们的意料，毛泽东要在生日这一天请客。这是他平生唯一一次公开的生日宴会，而生日宴会的主题是招待劳模和科学家。客人是科学家钱学森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董加耕，大庆“铁人”王进喜和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等，都是正在参加第三届全国人代会的代表。见到劳模，毛泽东高兴地说道：“今天不是请客，更不是祝寿，有工人，有农民，我拿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这一餐饭吃了大约两个小时，散席前毛泽东还给在座的几位一人一个苹果，并一一握手告别。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从毛泽东对待劳模的态度中，可以真切感受到人民群众在他心中的位置，也理解了人民群众为什么把毛泽东看成自己的亲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群众对伟大领袖毛主席都怀着十分朴素而真挚的情感，许多劳模和先进代表见到毛泽东无不被一代伟人超凡的领袖风范和令人震撼的个人魅力所感染。毛泽东的一个握手、一句问候、一句鼓励的话哪怕一个场景，在劳模那里都会变成强大的精神动力。
全国劳模陈双田曾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但回到家乡后还是整天挑粪、下农田。他说：“当劳动模范就要带头劳动，不劳动，还算啥劳动模范。”商业战线上的全国劳动模范张士珍七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她说：“毛主席接见我时，特别嘱咐我们劳模说要好好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结束语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裔式娟、杨富珍、时传祥、王进喜、倪志福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焦裕禄、邓炎棠、马凤英，这些劳模都诞生于国家十分困难的环境下，当时全国自上而下需要有模范形象来鼓舞全国人民的斗志。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地忘我劳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引领示范作用。这些深受毛泽东思想鼓舞并在毛泽东的关心下成长起来的一批批劳模在全社会树立起了榜样，他们不愧为人民的楷模、社会的中坚、国家的脊梁、民族的精英。
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毛泽东把劳模看作是党和群众之间的桥梁，因为他们本身既是群众中的一分子，了解实际情况，能够把人民群众的呼声带上来；同时他们在群众中又有很高的威信，思想觉悟高于普通群众，能够把党的路线和政策传达下去。在毛泽东的关心下，一批批全国劳模先后走上重要领导岗位。在1975年1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来自农业领域的全国劳模陈永贵、来自纺织行业的全国劳模吴桂贤和铸工出身的天津劳模孙健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来自沈阳工商业领域的劳模李素文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可以说，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一个基本方面，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它的最终落脚点是一切为了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毛泽东不断阐释、反复强调的群众路线的核心，也是劳模表彰活动诞生至今始终不变的终极诉求。
“群英会”“感动中国”“新中国最美奋斗者”“时代楷模”，每个时代劳模身上所汇聚的人格品质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完美体现，也是对公民文明素养最为真切的诠释。也正因为一代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努力倡导，才使劳模这一称号深入人心、劳模这一群体在社会上享有无上荣光、学习劳模成为全社会永不过时的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