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立言的“领”字是和“本”字联系在一起的，即“本领”。这个“领”是“本”上的“领”，是对“本”的“领”，是在“本”中存在的“领”，是使“本”得到维护、发展的“领”。毛泽东立言中“本”和“领”的关系，就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关系。毛泽东著作中，第一个关键词是“中国人民”，第二个关键词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是毛泽东概括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事实，也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核心观点。
从“领”字上认识中国共产党的责任
毛泽东阐明中国革命从根本路线上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领导者，人民大众是革命的队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革命的对象。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经受了无尽的苦难，遭遇了多次反抗斗争的失败。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缺少新思想武装起来的合格的领导者，不能改变一盘散沙的局面。就在中国人民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时，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基础上，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中国共产党产生了。从此，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地把人民大众组织起来、凝聚起来，彻底结束旧中国一盘散沙局面的使命，中国历史迈入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时代。
毛泽东一贯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责任。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土地革命战争开始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到陕北后，毛泽东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关系时强调：“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半殖民地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不能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领导责任。毛泽东指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再次强调：“社会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论持久战》根据什么因素阐明“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已处于进步时代，其主要标志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够有效地进行不断削弱日寇的游击抗战、持久抗战、民主抗战。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在书面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在口头政治报告中通篇都是讲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大众的领导责任，通过分析大革命后期的右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抗战时期王明依靠国民党的右倾错误，指出：“什么是不要马克思主义？就是忘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忘记了人民大众，忘记了农民。”毛泽东在大会上作的结论有一节是专门讲“领导问题”，指出：“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从预见的角度看，什么叫领导呢？他说：“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党的七大前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预见了党的中心工作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变，人民军队由游击战向正规战的转变，中华民族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并准备将东北作为实施这一转变的战略基点。这对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筹谋新中国的建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责任是通过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去实现的。毛泽东指出：“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的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思想领导就是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就是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的领导，属于“出主意”一类。要能出好的主意，除了站稳人民大众和党性的立场，掌握实际情况，还要善于从古今中外汲取智慧。组织领导就是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各类的干部把好的主意实行下去的领导，属于“用干部”一类。要把好干部用好，就要实行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任人唯贤”的路线，反对“任人唯亲”的路线，就要搞“五湖四海”，选拔“才德兼备”者，“还须广大地培养人材”。
从“领”字上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方法
毛泽东阐明中国共产党要担负起领导责任、发挥领导作用，就要重视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旗帜鲜明地反对本本主义，提出通过调查研究搞清实际情况，走马克思主义“本本”“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里实际上提出了思想方法问题。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提出了工作方法问题：“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在这里，工作方法的问题，就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他提出采取“实际的具体的”“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
在延安整风学习中，毛泽东写出《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法。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他强调：“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的话语体系中，“群众—领导—群众”同“实践—认识—实践”是统一的；一般和个别相结合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也是互通的。“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运用这两个方法时还要因地制宜抓主要矛盾，“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这也是在运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些原则时，必须注意解决的领导方法问题”。
毛泽东还有多篇通篇讲方法的著作，如1949年3月《党委会的工作方法》、1950年6月《不要四面出击》、1958年1月《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61年1月《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等等。毛泽东的那些不是通篇讲方法的著作也贯穿着或蕴含着方法。毛泽东从不同角度讲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贯穿着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毛泽东思想灵魂，也贯穿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
从“领”字上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阐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是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法宝。
五四运动时，毛泽东就提出了民众大联合的主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左倾教训，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形势，毛泽东坚决地反对关门主义，提出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任务。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并实行了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对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总政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对保证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政治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新中国建设中，毛泽东提出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要求“抓一下统一战线工作，使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得到改善，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毛泽东统一战线的论述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革命和建设服务。统一战线的基础是工农联盟，关键是解决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工农联盟是要解决好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问题，这样的大多数人若不支持革命，革命就搞不起来，就不可能胜利。民族资产阶级是现代民族工商业的经营者、组织者。他们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既有同情革命的一面，又同旧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处理好同他们的关系，革命才能向正确方向前进。谁来领导统一战线呢？只能是中国共产党。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革命和建设就搞不好。“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
从“领”字上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
毛泽东阐明武装斗争，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维护新中国的独立和保障新中国建设的法宝之一。
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里，各帝国主义分别扶持的军阀割据统治着国家，对外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对内没有民主自由而受封建制度压迫，不可能走议会斗争的道路。要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必须拿起枪杆子搞武装斗争。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很快形成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武装斗争思想，并很快组织秋收起义，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井冈山，开始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
这个武装斗争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的战争，是以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为依托，以实行土地革命为内容，动员群众、依靠群众的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是依靠群众特别是农民进行的。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
这个武装斗争的中坚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这个军队是为人民群众而工作的队伍。“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这个军队是服务人民、保卫人民的队伍。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人民解放军都是以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毛泽东指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个军队是能够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政治原则的军队。这个军队是纪律严明、又能战斗又能生产、又能武能文的军队。
总之，这个军队是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一切听从中国共产党指挥的军队。
从“领”字上认识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通过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发挥坚强的领导作用的。重视自身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从而保持党同人民血肉联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努力奋斗的重要法宝。党建设好了，人民才能信任党，坚定地跟党走；人民才能成为党的靠山、党的根基，才能成为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这是中国共产党重视加强自身建设的现实根据。毛泽东指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这是中国共产党重视自身建设的理论根据。
毛泽东将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概括为“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四大方面的内容。
把纪律建设挺在前面，是因为纪律是党的领导力的保证。没有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就没有党的统一基础上的领导力。毛泽东指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毛泽东强调全党要有看齐意识，“要向中央基准看齐”。
思想是行动的向导，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毛泽东向来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要求把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同研究当前实际运动的特点结合起来，以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他提出：“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要解决本领恐慌的问题，就要不断结合实际加紧学习。新中国建设中，对于学习外国，他指出：“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对于学习理论，他指出：“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
中国共产党是通过自身建设去担当领导责任的，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自身建设的重要方式之一。毛泽东指出：“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积满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有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保证党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有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抑制骄傲自满、克服贪图享受，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精神状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在人民中的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领导，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党的建设的重要途径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
中国共产党的强大体现在严格的组织纪律、严密的组织体系、科学的组织制度上，得益于常抓不懈的党的建设。党建设好了，才能把方法搞对头，才能领导好武装斗争，才能领导好统一战线，才能领导好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