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作为我们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杰出才干和非凡智慧为国内外所称道。但鲜为人知的是，周恩来还对环境保护工作作出一系列指示，推动了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起步。
环境保护是个大问题
周恩来较早就关注环境污染问题。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大力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生态破坏和工业污染问题已经出现。大面积开垦草原、围湖造田、滥伐森林导致了生态恶化、主要江河湖泊不同程度地受到污染。当时，环境问题在我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认识上也存在偏差，有的人认为污染只存在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这些国家的不治之症，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周恩来清醒地正视国内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引导人们尤其是领导干部对其加以关注。1970年至1974年，周恩来对环境破坏及其治理作了多次讲话。1970年，周恩来谈道：“要消灭废水、废气对于城市的危害……如何搞好‘三废’的回收利用，要搞出规划。”1971年，周恩来在听取江汉油田汇报时指出：“污染是个大问题，要一开始就立足于解决。”1971年，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日本、美国、欧洲多国都存在严重的工业污染，“整个多瑙河都是黑的”，中国作为后起的工业化国家，要引以为戒，“不能走老路”。1972年，周恩来对治理“三废”问题作出指示：“应该抓紧解决这个问题，绝对不做贻害子孙后代的事。”周恩来一再指出，要从国家发展的长远角度考虑环境保护，树立必须治理好污染的坚定决心。
支持中国代表团参加斯德哥尔摩会议
周恩来高度重视联合国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首次人类环境会议，并从多方面对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予以悉心指导。在联合国向中国政府发出参加人类环境会议的邀请后，周恩来毅然同意并决定派出高规格的中国代表团参会，了解世界环境状况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在代表团人员构成上，周恩来提出了多部门派代表以及派高级别领导的建议。他指出，环境保护不只是个卫生问题，还涉及国民经济的各方面，应由综合管理部门组团并派出多部门的代表。在他的指示下，我国最终派出了四十多人组成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国家计划委员会、燃料化学工业部、卫生部、冶金部、农业部、水利部、外交部等多个政府部门，此外还有北京、上海和科技界的代表。周恩来过目了代表团准备的会议发言稿，并指示他们了解世界环境状况，学习国外环境治理的有益经验。
斯德哥尔摩会议对中国代表团产生了很深的触动。在该会议之后，中国代表团通过比照分析，深刻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周恩来对此高度重视，并指示筹备召开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我国环境保护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环境保护在中国的起步
在周恩来的推动下，国务院于1973年8月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这次会议之前，国务院已经动员有关部门和省市对全国环境状况进行了摸底调查。1973年8月5日至20日，国务院有关部委及各省市区负责人，以及工厂代表、科学界人士共三百多人参加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确立了环境保护的三十二字工作方针，即“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并对环保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本次会议将环境保护提上国家议事日程，极大地增进了各级领导干部对环境保护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
在这次会议之后，国务院对环境保护工作进行了部署。在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批转全国时，国务院提出了“三同时”制度，即一切企业、事业单位在开展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时，对其中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随着该文件的批转，环境保护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1974年10月，国务院成立了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小组成员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业部、农业部、交通部、水利部、卫生部等相关部委的负责人。此后，各地陆续成立了相应的环保机构，对环境污染状况进行摸底调查，制定环境保护规划，并开展了以“三废”治理和综合利用为特色的污染防治。
“预防为主”与“综合利用”
周恩来创造性地将卫生部门“预防为主”的指导原则移植到环境保护领域，将其作为污染治理方针。在他看来，污染治理要从源头上进行积极控制，而不是在末端进行治理；要在预防上下功夫，而不是事后才补救。1972年，周恩来在会见外国记者时说：西方已经走了先祸害再消除的“弯路”，我们的基本建设要从一开始就想办法，“才能免除祸害”。同时，他还反复提倡开展废物的“综合利用”。1971年，他在接见全国计划会议部分代表时指出，我们要除公害，就“非搞综合利用不可”，要努力搞净化，变废水、废气、废渣“三害”为“三利”。在同年参观北京石油化工总厂时，周恩来看到高大烟囱冒出的滚滚黄烟，在听工厂领导拟将“黄烟”作燃料烧掉这一解决污染的办法时严肃指出：“烧掉是下策，放空跑掉是下下策，应当把它综合利用起来。”他一再强调“化害为利、变废为宝”，对我国此后大力开展资源的循环利用提供了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