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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伟业铸巨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怎么来的?
作者:  来源:    日期:2020-09-04    浏览次数:

2020-08-03来源:人民日报

长江黄河奔腾不息,神州大地物换星移。5000年、180年、100年、70年、40年、8年……在滚滚向前的时间轴上,这些节点诉说着中华民族的世事沧桑和苦难辉煌。习近平总书记以深邃的历史眼光鲜明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奋斗、接续探索,为实现“中国之治”而不懈努力。

2019年金秋十月,硕果累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擘画了新时代推进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的宏伟蓝图。站在历史和未来的交汇点上,人们对中国制度的艰难探索感慨万千,对中国制度的博大精深由衷赞叹,对中国制度的雄浑伟力无比自豪。

一上下求索吹沙见金

“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所谓制度,概而言之,就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规范和准则。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任何一种社会,任何一个国家,要保持长治久安、纲维有序,就必须有一套稳定成熟的制度体系。可以说,天下大治,是古往今来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理想。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曾经创造了无与伦比的制度文明,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效仿的典范。据史料记载,隋唐朝贡场面盛况空前,“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景象蔚为壮观。世界进入近代以后,当西方社会正在发生一场影响深远的工业革命和制度革命时,沉湎于“天朝上国”美梦的中国社会,却还在以历史的惯性向前运行。1793年,马戛尔尼率英国使团访华,面对他们带来的西方工业革命的最新成果和信息,乾隆皇帝嗤之为“奇技淫巧”,对西方发生的一切不屑一顾。

在浩浩荡荡的历史洪流中,清王朝的美梦很快就被戳破了。长期以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封建专制制度,明显落后于时代发展潮流,不适应工业化大生产,在“洋枪洋炮”面前败下阵来。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屡次发动侵华战争,由于那时制度的腐朽落后,注定了中华民族“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历史命运。为挽民族于危亡、扶大厦之将倾,先进的中国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北洋水师的甲午惨败,深深地惊醒了国人,中国之败表面上是技不如人,根子上是制不如人。自此,中国走上了制度变革探索之路,先后尝试过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种种方案,但都一一碰壁,以失败而告终。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成为制度现实,让黑暗中彷徨无计的中国人找到了一种新的制度选择。但要在中国建立这样的先进制度,必须有一个先进的政治力量来领导。这个使命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矢志不渝的追求。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我们党在局部执政的革命根据地,对建立适合国情的社会制度进行了积极探索。无论是“互助合作运动”还是“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无论是“三三制”还是“豆选法”……这些早期实践蕴含着社会主义的制度因素和价值主张,为建立新型国家制度积累了宝贵经验。

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从国体、政体以及各方面立起了国家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公有制、劳动保险制度……全方位构建起社会主义制度大厦。当然,由于社会主义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建立的时间还不长,我们的制度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我们未能及时发现和消除存在的制度问题,还发生过“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错误,对制度造成严重破坏。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在总结制度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一般性”同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相结合,立破并举、正本清源,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套制度对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特别是关系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制度,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巩固。比如,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等,确保我国社会主义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同时,对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到建立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从科技体制改革到文化体制改革……这些“中国特色”,极大地激发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机活力。

党的十八大后,我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对制度改革提出新要求。相比过去,新时代制度建设更多的是解决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高,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两次全会一以贯之,是新时代制度建设的“上下篇”。“上篇”全面推进各领域的改革,明确了制度建设的任务书和着力点;“下篇”系统梳理和集成升华了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描绘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宏伟蓝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强制度保障。

“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拍脑袋臆想出来的,而是经过从理论到实践的反复探索、历尽千辛万苦形成的。从大历史的角度审视,从鸦片战争引发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摇摇欲坠”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定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以新中国成立为节点,第一个阶段是以社会主义为指向、为归依的百年求索,第二个阶段是社会主义立足中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的百年复兴。

回顾近代以后中国立制、创制的艰辛历程,中国人民苦苦追寻、不懈探索、接力奋斗,有过山穷水尽的迷茫,有过屡试屡败的苦楚,有过照搬照抄的教训,有过成功探索的喜悦,书写了一部在困顿中觉醒、在艰难中摸索、在坚守中创新的壮丽史诗。

二底蕴深厚吐故纳新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是我国古代无数寒门书生金榜题名改变命运的生动写照。科举制度自隋唐时期开始,实行了1300多年,将读书考试同入仕为官紧密联系在一起,破除了世家大族的特权垄断,打开了下层精英参与政治的通道,对我国古代封建制度的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同时期,欧洲各国在官员选用上,或实行贵族世袭制、君主恩赐制,或实行个人赡徇制、政党分肥制,容易带来阶层固化和权力垄断等流弊。科举制度传播到欧洲,18世纪后备受西方国家的青睐赞赏,继而被效仿借鉴,成为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直接来源。曾旅居中国的英国人格尔斯惊叹道,科举制度是一项伟大的制度发明,可以与中国古代造纸术、指南针、火药的发明相媲美。

“天下将兴,其积必有源。”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孕育并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治理的丰富思想。公元前1000多年形成的周礼、周制,“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有效保证了周朝800年的“国祚绵长”;从春秋战国到秦朝统一,历经几百年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封建制度,在皇权继承、中央集权、官吏、礼教、土地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制度体系,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百代都行秦政法”。

“知所从来,思所将往。”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构建,都离不开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土壤。走向历史的深处,今天的很多制度都可以找到渊源。

比如,“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一统观念。自秦汉以后,我国形成了“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局面,无论王朝如何更替,国家治理的基本框架得以延续下来,成为一种“超稳定结构”。就拿文字来说,从秦朝的“车同轨、书同文”开始,几千年来天南地北的中国人虽然口音差别很大,但文字是相通的,这成为维护国家统一、增进民族认同的文化纽带和心理基础。即便是处于战乱纷争、政权割据时期,“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也成为时人对国家统一最强烈的表达。

比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在我国古代,黎民百姓是统治阶级的衣食来源,是支撑国家运行的根本基础。同时,统治者也从历次农民起义中看到民众的力量,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自古就有“民贵君轻”“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治国理念。

比如,“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礼教制度。古人把“礼义廉耻”作为国之四维,嵌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管子》提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句话强调的是,“礼义廉耻”对于国家存续和发展至关重要。隋唐以后,历朝历代都设有礼部,专门掌管国家典章法度、祭祀活动和科举取士等事务,对于维护封建礼法、稳定世道人心发挥了重要作用。

比如,“代天巡狩、整肃纲纪”的巡察体系。早在西周时期,就设立了官职“方伯”,对各诸侯进行巡视监察;汉武帝时期,创设了刺史制度,对地方郡县进行监督和控制;隋唐以后,专设监察御史,掌管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等事务;明清时期,八府巡按的主要职责就是巡视各省、考核吏治。我国封建社会巡察制度是比较成熟完备的,巡察官员权威极大,“御史出巡,地动山摇”“八府巡按,手捧尚方宝剑,八面威风”。众所周知的狄仁杰、包拯、海瑞等御史清官铁面无私、惩恶扬善,他们的故事至今传为美谈。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在绵延不绝的中华历史中,古人以其智慧创造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政治资源,为今天完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镜鉴。

三一脉相承焕发生机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时,国外一些人断言“社会主义倒台了”“共产主义终结了”,国内也有一些人质疑“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面对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局面,邓小平同志坚定地指出,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30年弹指一挥间。今天,当我们重温那段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历经时代的洗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不仅举稳了,而且举得更高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

以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出版为标志,社会主义诞生,历经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演绎了一幕幕兴衰成败的历史活剧。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制度有过很多设想,但大多只是理念和原则上的构想,并未真正付诸实践。苏联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出很多制度建设的经验,但后来逐渐走向僵化,再后来又在变革中改旗易帜,偏离了正确方向,直至亡党亡国。

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使国家更快发展起来,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制度探索之路。

“万丈高楼平地起”,我们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充分的国度里探索制度之路。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较为高级的制度形态,一般情况下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建立在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基础之上的。但在现实中,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首先实现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是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如何尽快摆脱一穷二白的贫困状况,最根本的就是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70多年来,我们党高度重视经济建设,牢牢扭住发展这个主题不放松,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发展奇迹,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体现。

“百舸争流千帆竞”,我们是在发展不平衡的国度里探索制度之路。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自然禀赋和发展基础不同,城乡差异较大,“整齐划一、齐头并进”的发展是不现实、不可能的。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采取非均衡发展战略,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沿边沿江沿线城市、搞活乡镇企业和私营经济等政策,使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起来。这些年,国家不断加大转移支付、脱贫攻坚等方面的力度,促进生产力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

“唤起工农千百万”,我们是在人口众多的条件下探索制度之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年末,我国总人口已突破14亿。在人口规模如此庞大的国家实现现代化,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17世纪,荷兰崛起时人口是百万级的;19世纪,英国崛起时人口是千万级的;20世纪,美国崛起时人口是上亿级的。如何将社会主义建设与10多亿级人口的超大规模国家具体国情相结合,变人口压力为发展动力,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党凭借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团结带领广大人民同心干,凝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的磅礴力量。

“乱云飞渡仍从容”,我们是在波谲云诡的国际环境中探索制度之路。从近百年来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看,尽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有所消长,但总体上“资强社弱”的国际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社会主义中国从成立到发展,长期处在严酷的国际环境之中,可谓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压力下谋发展。面对资本主义的封锁围堵和遏制打压,我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在两种社会制度长期的较量和竞争中,我们不仅生存下来,还一步步发展壮大。

四海纳百川兼收并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翻开人类文明史可以看到,任何文明都不可能在自我封闭中独立发展,需要借鉴和吸收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来发展和完善自己。从我国古代来看,唐朝以“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宽广胸襟,成就了大唐盛世;清朝因“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的狭隘眼界,导致了落后挨打。其中的道理不辩自明。

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能照搬照抄,不能想象突然搬来一座“飞来峰”,必须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吸收借鉴其他文明成果来发展自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立足国情、面向世界,天然就具有开放包容的品格,善于学习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的文明成果,在博采众长中不断自我发展和完善。

先从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缺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我们以苏为师,走苏联人的路。当时有这样的说法,“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就是我们学习的楷模”。通过学习借鉴苏联经验,我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展了大规模建设,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再就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有益成果而言。工业革命以来的几百年间,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许多文明成果。其中很多成果并不专属于资本主义,而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对社会主义同样有用。改革开放后,我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借鉴了西方国家的某些先进做法。从引进现代化生产线到实施职业经理人制度,从建立资本市场到股份制改革,从通信技术迭代到互联网发展……这些“舶来品”,经过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发展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有效推动了我国经济跨越式发展。

列宁曾说,建设社会主义就像攀登一座未经勘探、人迹未至的高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之不易,是从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传承下来的,是从近代以来深重苦难中求索出来的,是从我们党近百年接续奋斗中创造出来的,其过程无比艰辛,其成果无比辉煌。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千秋伟业中,通过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彪炳史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将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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