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为什么说“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这一新论断包含着怎样的丰富内涵和深刻意蕴呢？在这里，笔者谈谈自己的几点初步理解。

本身就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

第一，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大致说来，这一历史过程有三次里程碑式的思想解放运动，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延安整风运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五四新文化运动，极大地冲击和涤荡了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主义糟粕，为马克思主义实质性地介入中国社会提供了必要的文化条件和思想氛围。马克思主义实质性介入的标志，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也就是它以政党的形式存在了。这一事实直接决定并深刻地改变了现当代中国的历史方向和发展进程。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这个意义上说，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不可能建立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不可能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延安整风运动，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促成了这种结合的更加深化和自觉，牢固地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从而构成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折点。早在1937年，毛泽东撰写的两篇著名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为后来在1941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为在学理上清算党内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和铺垫。这些著作深刻地揭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大意义，揭示了这种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及其学理依据。

20世纪70年代末展开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促成了全国范围的广泛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改革开放作了重要的历史准备，从而使改革开放提上日程并诉诸实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重申并强调走自己的路，摆脱教条主义的羁绊和苏联模式的影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来说，这场讨论的深远历史意义怎么估价都不过分。

从我们党的历史看，每一次思想大解放，都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节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第二个结合”所带来的又一次思想解放，也必将成为一个新的里程碑。

第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本身既是思想解放的过程，又是思想解放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遇到了两种偏执的抵制和干扰：一种是过分夸大中国具体实际的特殊性，以此来拒绝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舶来品”，不合乎中国国情，不能拿它来指导中国社会的变革和未来走向。另一种则恰恰相反，即完全无视中国具体实际的特殊性，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抽象的教条到处套用，从而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淖。前一种倾向企图否定中国革命道路的合法性，要么是复古主义的，要么是改良主义的。后一种倾向则使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付出过沉重代价，例如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受过重大挫折。不打破这两种倾向所带来的思想禁锢，就无法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从而不可能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可能使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解放，并赢得尊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在实践上取得的成功，也以其“实践能力的明证”（马克思语），证伪并驳斥了上述两种错误倾向，极大地促进了思想解放。

第三，提出“第二个结合”，这本身就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不仅表明我们党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及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日益达到自觉和深化，而且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种中国化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更加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它不再仅仅是作为“条件”起作用，而且扮演主体性的建构者角色。正是这种结合，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文化底色，这正是中国特质之所在。因为离开了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漫长而悠久历史的浸染、熏陶、建构和塑造，中国特质也就无从谈起。

第四，应该清醒地看到，对于“第二个结合”的可能性、必要性、必然性和正当性等问题，在一些人的认识中尚存在着种种模糊认识和疑虑。这方面的思想认识问题，不能说都完全解决了。只有突破这些既有观念的限制，才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深入地推进“第二个结合”；反过来说，“第二个结合”在新时代的深化和拓展，也是实际地打破这类成见的一个过程。有人固守于中国传统文化，有人则固守于所谓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他们都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有机联系，妨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深化和拓展，也妨碍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封闭了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空间，堵塞了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传统文化机械地对立起来，就必然使马克思主义脱离中国文化的土壤和根脉，从而无法实现本土化。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也就不可能内化为中国人的观念，从而变成我们把握的锐利思想武器。只有经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介”，才能使得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在中国”，而是成为“中国的”，从而实现中国化。只有坚持“第二个结合”，才能突破这两种狭隘观念的限囿，为理论和制度创新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开辟朝向未来的新的可能性。

开辟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空间

第五，“第二个结合”开辟了理论创新的空间。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深化的客观需要。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它大致可以区分为语言的、实践的、理论的和反思的阶段。首先要让马克思“说汉语”，这种跨文化的语言转换，不仅仅是一种表达方式的“翻译”，更深刻的在于它还作为一个民族的“生活样法”（梁漱溟语）的重构，因为“语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尔语）。汉语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所掌握，进而诉诸自己的感性活动，就进入实践阶段。在实践过程中创造并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经过反刍和升华，变成理论的形态，亦即毛泽东当年所说的“从理论上思考中国革命经验”，即进入理论阶段。这还不够，必须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本身加以反思性的把握，以揭示它的内在机制、客观规律和实现的条件，从而使中国化的过程实现由自在到自为、由自发到自觉的转变。这是马克思主义达到深度中国化的标志，也是理论本身创新的结果。在反思性地把握中国化的过程中，就无法回避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实现本土化的过程，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朝向未来，从而不断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正是在这种“互化”中，实现两者的相互成就和彼此肯定。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成为“中国的”，从而获得“民族形式”；另一方面使中国传统文化经过马克思主义的“过滤”而不断地成为“现代的”，从而获得“当代形式”。这种时代性与民族性的交织，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能动建构，提供了特定的历史坐标，获得了丰富的历史内涵，奠定了牢固的实践基础。将这一历史伟业所取得的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形态的过程，也就是理论不断创新和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

第六，“第二个结合”开辟了制度创新的空间。中国制度、中国道路，归根到底是在中华民族上下5000多年文明史所奠定的丰厚而深邃的历史—文化基础上探索并建构起来的，其中必然积淀并浓缩着中华文明的优秀因子、历史底蕴和鲜明特色。它不仅不是包袱，反而是优势。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国传统文化才能不断地实现自我扬弃、自我更新，也就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激活其依然具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使其获得当代形态，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提供深邃而充分的文化资源。这无疑也表现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

改革开放之初，国内有些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引入国外某些看似很有效率的管理模式，结果由于存在着“水土不服”的问题，而失去其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才有的效果。事实证明，无视中国文化及其传统的特质，无视它所塑造的特有的具体国情，盲目机械地照搬照抄西方的理论或经验，是无法在中国大地上奏效的。中国的制度创新固然需要批判地借鉴国外经验，但决不能脱离中国本土文化根基，离开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

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也不可能是西方现代化的“克隆”版，它只有植根于中国数千年积淀而成的文化及其传统才能成为现实。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只有作为中国式的现代化才是可能的。这种中国特质必然体现在制度安排层面。只有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的束缚，才能探索出一条立足于中国国情，从而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地要求打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零和博弈”，追求以“正和博弈”为基础的“双赢”。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建立，无疑是一项世界性和世纪性的创举。但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够通过效率偏好创造出巨大的物质生产力，也有可能带来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紧张甚至冲突。这已经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所证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避免以人克天的取向，提供了深刻的启迪。中国文化是以“天人合一”为其原型的，也就是人道顺应天道。这是中国人同自然界打交道的基本方式。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中国文化的总体取向是主张和谐的，所谓“和为贵”，并通过“以义制利”的理念来加以肯定和维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强调说：“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这种“真正解决”，不仅是终极目标，还是历史本身的一个不断地生成的过程。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也指出：“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变革，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而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紧张以至冲突，乃是现代性所造成的必然的历史后果。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克服现代性所采取的这种取向，不难看出其学说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反传统”姿态。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甚至警告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作为启蒙现代性世俗基础的市民社会，把人们抛入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之中。从暂时性角度看待现代社会的马克思唯物史观，以逻辑地和实践地解构现代性世俗基础和历史根源为旨归，为真正克服人与人之间敌对性的博弈开辟了现实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包蕴的核心理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内含的精华具有深刻的同构之处。这种同构性，为中华民族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避免重蹈西方曾经发生的悲剧，提供了某种先行有效的免疫作用。这既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又积淀在这一制度安排的成果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充分发挥了市场机制的效率偏好所带来的对物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效应，同时又避免了资本权力的僭越和无度扩张，从而在制度层面上使公平与效率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成为现实的可能。

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不断深化和拓展，“第二个结合”必将在制度创新方面取得新的突破，这不仅会深刻地改变人们原有的陈旧观念，也将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愈加丰富而充实的内涵。